天以四种善性为道，地道又如何呢？《易传》按照上述天道说，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坤道其顺乎。
到曹魏时，朝廷甚至将《礼记》正式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显然，《礼记·学记》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教育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内圣的形而上学化的揭示。《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影响特别深远，因而宋代大儒朱熹将这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终西汉一代，《礼记》都不在经典之列，只是作为《仪礼》的附庸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礼记》四十九篇是我们探寻先秦历史文化必经的津梁，对于我们学习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卫湜《礼记集说》相比较，陈氏此书的特点是精练，要言不烦，甚便学人。
《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为辅助诸生研习《仪礼》而编纂的一部礼学文献汇编，是对《仪礼》的补充和阐释。从学术体系说，《礼记》四十九篇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在易的总框架下，言是无法尽意的。
孝奠基于自然之情的亲亲，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实践智慧更多考虑同人的事务相关的问题，产生出一种使我们满足的状态。主要工作形态是将西方哲学的人物、学派、思想进行译介，名之曰述评。汉语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工具，汉语世界是全体人类诸种生存形态之一。
究竟应该翻译成存在还是是，这种歧义与争论看似翻译问题，究其实质是西方世界与汉语世界在语言层面上的碰撞，是汉语世界对于这种外在性的排异。就一种广义的汉语哲学来说，运用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可以对来自西方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进入西方的学术与语言环境，直接用外语发表研究成果，这也算是某种国际通例。……西方人的知识论是把西方人的知识即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而加以论究。亚里士多德提出基于不变的本质或形式去理解变化的实体学说。按韩非子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
基于事物的各种变迁，言无法与世界直接对应，而是起到一种提示作用。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构建了一个精神世界，其丰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将回应各种哲学问题的挑战。在汉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的四枢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在他的论述中，存在具有不变与永恒、一元与非时间性的鲜明特征。
尽管他的著作都是由法语写成，但在笔者看来，依然可算是汉语哲学的工作。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
他所进行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而是有意识地基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脉络来进行哲学比照。being问题一直牵引着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它的内在规范性，并衍生出一整套哲学范畴，它从三个层面源初性地规范了西方哲学的发展。
二、比较的视野抑或迂回的观照 中国哲学中隐含的普遍性问题倒逼汉语哲学的出现，在现代世界对于普遍性问题的回应，势必会与西方世界产生碰撞，现代世界的诞生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任何一种使用都需要清楚的辨析。迂回作为一种方法论立场，最大特点就是避免以普遍性标准来认识自身。介绍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它始终处于外在状态，是关于某种哲学的论述，而非哲学本身的进展与研究。深切反思汉语世界中涌现的框架性理念。张东荪在那个普遍把西方哲学奉为圭臬的时代，明确指出：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
在笛卡尔时代，依然会运用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一思路来阐释他第一哲学沉思。这一格局内在地决定了汉语世界中任何一种真正具有思想活力的哲学形态都必然处于一种对话的视域。
基于对汉语世界的认识，从中国哲学到汉语哲学一定有着一种理论范式上的转变: 其一，汉语哲学首先是一项哲学创造的工作。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汉语哲学须首先在汉语世界中重获理解与认同，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贡献于人类。现代汉语，除了有古汉语的语言基础外，在语法及用词上都已深受西方世界影响，汉语世界的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就受到拉丁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从严密的句法、新式的语法现象到许多新增的日常词汇都有西方语言的印记。
在理解之后，工作重心也许更应该转向第二个环节：西方哲学如何能转入汉语语境进行工作。用汉语进行哲学对话同样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同样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某种普遍性的特殊体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2卷从研究实体的变化一直到一种永恒存在，在逻辑上推出一种能引起其他被动者运动而不被推动的永恒存在，所有事物的第一个，它推动所有事物，也就是神的问题。汉语世界是一种在印欧语系之外也保留了精确哲学反思之重要证据的文明，在狭义的语言观层面上，不同的本体论承诺深深地影响了各自的哲学传统。
中西方的生活世界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的本体论承诺，汉语世界对诸多生存论的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根本性理解，形成了中西方的本源性差异。安乐哲（Roger T.Ames）发现在中国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永恒本质与变化现象的讨论。
从阶段论来看，中国哲学体现的是朴素的什么思想自发的什么主义等。它所对应的是概略性的、变动不居的象，圣人设卦观象，这里的象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念与形式完全不同。
现代汉语的哲学概念，鲜明地折射出双重视野，既有来自汉语自身传统的意味，又带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涵义。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
最先暴露西方哲学之西方性的是being问题。在哲学意义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言意之辨上。对于这种现象，金岳霖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面对柏拉图不变的理念世界与变化的感性世界的分离，亚里士多德哲学通过实体学说以四因来解读变化的可能，形式因对应的正是柏拉图不变的理念，以不变的形式驱动质料，在现实中实现变化。
其次，在现实中，当貌似脱离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概念以中国本身方式来解释时，只要你运用现代汉语，那么依然会存在某种以西释中的陷阱。七、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 尽管本文着眼于汉语哲学的界定，事实上，这种论述一定预设了一种基本的哲学观，也预设了对西方哲学以及对全球哲学的理解。
第三层面是以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境遇中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源自汉语世界来设置哲学议题的能力，并使汉语哲学在世界范围得到理解和讨论。但用西方哲学话语来理解中国思想传统本质上乃是一种宰制，是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遮蔽，最终带来的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惑。
基于言—象—意的关系，王弼给出了一种生动的理解：意以象尽，象以言着。在中西交流与接触中，近代中国有一个把他者转变为普遍的过程，随着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汉语哲学的推进首先是要把这种所谓的普遍性重新置于他者的位置。